■【编者按】

建党98年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50多人的小党发展为9000万党员、执政70年的大党；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百折不挠、革故鼎新。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引领如此体量巨大、情况复杂的中国长时间保持稳定，并且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中国奇迹”。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站在新的起点，党的历史方位和执政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更为复杂，来自国际国内的各种挑战也更加严峻，近百年的中国共产党何以能一如既往披荆斩棘、攻坚克难、不断改革创新，引领中国继续前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增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认同、理论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坚定“四个自信”，树牢“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汇聚新时代奋斗伟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报特别邀请了中共包头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主任彭红丽副教授，交流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一问题的认识与理解。

记者：您好，彭教授，我们经常说不忘历史，才能走向未来；近代以来，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许多党派、志士积极探索中国独立的道路但都相继失败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脱颖而出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彭红丽：鸦片战争前，西方因为工业革命的助力，迅速发展，西方发展模式和制度设计一度成为整个世界的“圣经”。所有的落后国家都在向西方学习，拜西方为师。那个时候，中国要解决的迫切问题就是“救亡图存”，如何活下来。国家落后，面临挨打的局面，显然自家的药方不灵了，那就只能用各式各样的“西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是当年中国求救的药方。从睁眼看世界到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未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经过前仆后继的探索，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这应该是对中国共产党过去为什么“能”的最直接的诠释。当然，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掌握科学理论的政党，是一个生来就具有伟大使命感、具有远大理想追求的使命型政党；从一成立就把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作为历史使命。这样的使命把中国共产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克服艰难险阻，在一次次重大关头，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

中国共产党是典型的使命型政党，使命意识不仅贯穿在革命过程中，同样也贯穿于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与选举型政党不同，使命型政党根据自己的历史使命，通过制定长期的发展规划和理想蓝图作出自己的承诺；而选举型政党，往往为了赢得选票对选民做出短期承诺。德国《新德意志报》曾这样反思：“中国取得发展成就的原因和做法是什么?这是一个西方再也不能忽视的问题。中国通过五年规划由中央确定经济社会发展方向，西方国家由于体制限制是不可能这么做的。”所以有美国人形象地讲，“当中国为制定下一个五年规划的时候，美国人却只在规划下一次选举。”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把一张蓝图绘到底。

十九大明确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人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也是初心。其实，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初心和使命在内涵上是高度一致的；是在不同时代背景、不同语境下的不同表述而已，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应有精神世界的概括；是追求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人类解放的集中表述；是中国共产党人制胜的精神武器。

在今天这样一个和平发展的时代，讲信仰、讲理想常被有些人认为不合时宜，不接地气，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最危险的地方。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是一个没有根基的国家，一个没有信仰的政党是一个没有政治灵魂的政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适时提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就是要在党内来一次党性的大锻炼，同时带动整个国家、国民来一次精神大洗礼。革命年代面对生死的考验，对使命的选择和践行，是一种纯粹情境下对人生价值、意义的极致追问和本能选择；而在和平年代精神容易麻痹，所以需要主动拨亮信仰之灯。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任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再次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前一次相比，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也并不容易，但我们有更雄厚的实力、更稳定的局面、更成熟的制度；只要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地坚持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就会坚强有力，无坚不摧，无往不胜。

记者：中国共产党作为近百年的政党能适应时代，不断发展壮大并能够创造“中国奇迹”的“独家秘笈”是什么？

彭红丽：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执政70年了。期间跨过沟坎，也走过弯路，但仍能够回到正轨，不断发展壮大并创造“中国奇迹”，如果说“独家秘笈”的话，在我看来，就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准确把握中国国情，开创性走自己的路，创造性发展自己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理论的源头活水，从中汲取营养，同时又不把马克思主义僵化、教条化；在实践中，不断将其深化、本地化；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也是能够引领中国不断向前的法宝。英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马丁·雅克就说过，“中国共产党有生命力的原因，就是她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没有送来“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没有送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开放”、“全面小康”；更没送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伟大之处就在于既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又走出了中国特色。

最近，中美经贸摩擦不断，有不少人说，是因为中国太张扬了，惹怒了美国，这种观点显然是幼稚的。其真实原因是：一方面中国体量的变化、世界第二的位置势必造成现有世界天平的波动；另一方面，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发展靠的是走自己的道路，而不是亦步亦趋学习西方“自由民主”模式，走“西方模式”之路；美国难免有“非我同类，其心必异”的心态。当然我们不会因为任何主义、任何国家、任何政党的压力放弃对属于自己道路的探索。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靠着自己的学习打拼，硬是在西方模式一统天下的世界中挤出一条生路，而且在短短几十年间让人刮目相看。尤其是改革开放的40多年，中国以坚定自信的心态、以改革开放的姿态、以伟大斗争的状态，走出了一条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自己的砥砺中壮大了自己，融入了世界。刚刚过去的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6%，总量突破90万亿元；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这些实实在在的成绩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带领人民走自己的路；这条路既不同于苏联走过的路，也不同于过去走过的僵化的路，更不同于西方的路。

古语讲“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今天我们讲“鞋子是否适合，只有脚知道”；国家的治理方式不一定相同，只要有利于人民就好；中国共产党也正是以这种朴素的人民情怀和坚定的人民立场走出了一条反映人民意愿、适合中国国情、有益中国发展的新路子。我想这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既敬佩又害怕的地方。

记者：1991年苏联解体，苏共失败；唱衰社会主义，唱衰中国，唱衰中国共产党的声音甚嚣尘上；但20多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并没有衰败，而是一路向前，那么，您认为中国共产党与解体前的苏联共产党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彭红丽：苏共的失败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教训是深刻的，经验是直接的。习近平总书记讲，“我们国家无论在体制、制度上，还是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共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但是我们要清楚苏联的解体、苏共的失败不能说明社会主义的失败，更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理论。苏共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在这儿不做更多地探讨，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苏共背离了人民。《苏共亡党二十年祭》一书中这样表述，“导致这个党创业的辉煌和谢幕时的凄凉的最主要的原因，只能从它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变化中去寻找。”

而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执政地位，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也恰恰在于坚定的人民立场，我想这是中国共产党与解体前苏联共产党最大的不同。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我们党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任何私利，所以能够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

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就真诚地解决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民生问题，就把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自己的使命。因为中国共产党深知人民是历史的推动者，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实践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中国人民书写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培育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中国人民奋斗出来的！”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掷地有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荡气回肠。翻开十九大报告，可以看到，“人民”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到强调“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再到要求“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民”二字醒目鲜明、力重千钧。而在实践中，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推进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以脱贫攻坚、全面消除贫困作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置性要求；“共享发展”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力争让共同富裕这一本质要求更加充分地体现在现实生活中。

当然不得不说的是，随着反腐的深入，腐败案件的查处和作风问题的曝光，不乏有人对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颇有微词。对此我认为，一方面要承认确实在改革过程出现了部分党员党性迷失、行为失范的现象；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坚持坚定的人民立场，才能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与人民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做最坚决的斗争。

记者：当下一些人把腐败归结为“体制性”问题，认为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难以自我监督、自我净化、自我提高，不能根治腐败问题，主张中国应该像西方那样搞反对党、多党制，您怎么看？

彭红丽：我想这个问题从三个层面来说明。先从制度的比较上来看，在这里需要澄清的是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不是一党制，也不是多党制。一党制的国家在法律上只承认一个政党即执政党的合法存在，不允许竞争性的政党存在，也不允许其他参政党存在；多党制国家则在法律上承认多党并立，各政党可以参与政权的竞争。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一党制、多党制在制度设计上是不同的。关于政党制度与腐败的发生率以及对腐败治理的有效性直接相关的说法，目前来讲既缺乏理论支持，也缺乏事实根据。从制度比较的角度看，无论是从理论上讲还是在现实的运作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多党制各有优劣。多党制更多地强调政党之间的竞争、监督，但不可避免出现相互倾轧、内耗、决策短视且效率不高；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更多地强调党的领导、参政议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但缺乏像多党之间那种针锋相对的监督、制约。而在现实的运作中，显然多党制也并没有杜绝腐败，很多时候还导致了腐败泛滥，应该说给那些认为多党制能有效避免腐败的人一记有力的回击。经过研究，一些国家的腐败程度之所以比较轻，究其原因，并不是靠多党制，而主要是靠政治制度中遏制腐败的具体机制设计，是通过政权与行政体系的内控机制的建立健全而逐步控制和解决腐败问题的。

其次，从历史的维度上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基本的经济政治制度决定的。在民国初年中国就曾学习西方出现过短暂的多党制，孙中山对此评价说“不但是没学好，反而学坏了”。到抗战末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也希望由国民政府召集各抗日党派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但蒋介石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努力创造的多党制的民主蓝图也最终化为乌有。经过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基于基本的经济政治制度，同时吸取革命中的经验，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创造性地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去年“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政协联组会时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应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实有效避免了多党制带来的相互竞争，甚至倾轧；但同时，在政党监督方面同多党制比较确实存在短板。如何补齐短板？

这要从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上来解答，这也是我要说的第三层意思。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场合讲，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而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勇于自我革命的自律精神和相应的党内监督机制来弥补这一短板；尤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高度政治自觉、刀刃向内的强大勇气、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彰显了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盛世不反腐”的“铁律”，上打“老虎”，下拍“苍蝇”，彻查“保护伞”，保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高压态势，不断净化政治生态，力求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其实，回顾党的历史，也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能够一次次转危为机、化险为夷、爬坡过坎、发展壮大，也正是因为勇于自我革命，善于自我革命。

记者：彭教授，我们再交流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但历史的选择应该不是一劳永逸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如何保证继续被“选择”？

彭红丽：这个问题很尖锐，是关于中国共产党未来为什么还“能”的问题；从学理上讲，是有关中国共产党如何巩固执政合法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选择的，这是我们通过历史的逻辑概括出来的，也是在总结中国共产党过去为什么“能”。当然，大家不禁要问，历史的选择能一劳永逸吗？过去的成绩能代表未来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对一个执政近70年的政党如果还仅讲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显然是乏力的。历史和人民选择哪个政党或者执政党能否继续执政，不仅在于这个政党能否解决国家所面临的历史性课题，还在于能否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政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是所有政党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过去“能”不等于永远“能”，过去先进不代表永远先进；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事物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外部环境在变化，实践主体也在变化。那么如何巩固政党执政的合法性？“2015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对话会”的主题——“从严治党：执政党的使命”告诉了我们答案，执政党要想继续执政，唯一的办法就是管好党、治好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管党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恒久主题，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吹响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号角，发出了越往后越严的信号。走进新时代，再一次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9000万党员如何凝聚起磅礴力量，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巨大合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不断促进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合法性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一语中的，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所以就不难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做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部署。

全面从严治党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整体布局、一系列活动、一揽子制度、一整套本领。首先，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从过去的“五大建设”发展为“五加二”布局，加入了政治建设和纪律建设，形成了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五大建设格局，用制度建设为各项建设保驾护航，同时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其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组织了一系列活动，从最初的落实“八项规定”到“反四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再到正在进行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都旨在提升党员政治理论水平，密切联系群众，查摆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党员执政能力水平。第三，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制定及修订了90多部党内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比如最近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意见》等；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党内基础法规比如《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应该说形成了比较完善管用的党内法规体系，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证。第四，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全面增强八个方面的执政本领：政治领导的本领、改革创新的本领、科学发展的本领、依法执政的本领、群众工作的本领、狠抓落实的本领、驾驭风险的本领、学习的本领；最终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断交出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答卷。我想，这样就能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能继续赢得人民的选择、人民的信任，就能永葆生机与活力，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